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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个深夜。
此时,长安街已褪去白日的喧嚣,安静得如同一颗兀自发亮的星辰。
唯有天安门城楼下,一台大型起重机隆隆作响,划破夜空一隅。
起重机的一端,缓缓升起,几位工作人员从城楼上探身而下,小心翼翼地将毛主席巨幅挂像的挂扣打开,由吊臂将其稳稳吊离。
继而,新挂像再慢慢移向天安门城楼中央。
整个过程,这幅高6.4米、宽5米,总重量达1.5吨的“大物件”,在所有参与“换新”工作的人们眼中,却好似一件恨不得捧在手心里细细呵护的珍宝。
没有怠慢,只有稳起稳落的严谨,没有嘈杂,只有无声无息的认真。
更换完成后,工作人员还会悬于半空,用毛巾一点一点地拂去挂像上的灰尘。
这样的场景,自1967年以来,每年都会上演一次,54年无间断。
所以,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主席挂像,总是那么崭新,那么明亮。
毕竟,主席画像,承载着国人太多敬意与情思,有浩瀚如海的感恩,亦有绵延似山的怀念。
而当我们走进挂像背后的故事时,才发现,这其中,已深藏了几辈中华儿女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深情与信仰。
时间回到1949年2月12日那天。
这一日,正值元宵佳节,在一片大红灯笼的掩映之下,20万人走上街头,共庆北平解放。
此时,天安门广场成为沸腾的海洋。从这里望去,城楼正中央的巨幅毛主席挂像,被初春的阳光映照得格外醒目。
挂像中的毛主席,目光坚定,意气风发。挂像下方,写有“庆祝北平解放大会”的红色条幅,也仿佛染上喜悦的神采。
这幅挂像出自颇受主席赞赏的油画大师董希文之手。
5个月后,董希文画笔下的新毛主席像,再次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就在这一天,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城楼。
大雨滂沱中,几十万群众的热情被瞬间点燃,他们振臂高喊:
“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高昂的呼声久久盘旋于天安门上空,一个蓬勃的新中国呼之欲出。
1949年9月2日,开国大典举行地刚一确立,时任国立艺专美术系老师的周令钊先生便接到一份“快马加鞭”的“密派”——绘制一幅用于开国大典的巨幅毛主席挂像。
时间紧,任务重,周令钊二话不说,当天就带着学生赶去天安门城楼东侧,一头扎进找木板、定尺寸、翻照片的工作中。
一边是木工师傅“铿铿锵锵”地打着架子,一边是周令钊和学生“窸窸窣窣”地讨论着临摹哪张相片。
三层框架仔细打磨完成,周令钊也在几番筛选思量后,确定了挂像所要临摹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毛主席参加北平和谈时拍摄的,他头戴八角帽,衣领自然地敞开着,眼神柔和,笑容可掬。
挂像绘制开始,周令钊索性把大门一关,将自己与外界彻底隔离,全身心地沉浸于作画之中。
困了,就席地而眠,饿了,就随手摸过和画笔、油彩掺杂在一起的干粮。
开国大典前一天,蓬头垢面的周令钊从一地狼藉中抬起头,举目望着眼前这幅用汗水和心血画就的主席挂像,笑了。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得知挂像完成,即刻马不停蹄地赶来这里,一见挂像,他的眼睛倏地一下湿润了。
聂荣臻端详良久,尔后,激动地感慨道:
“像!”
然而,聂荣臻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周令钊慌忙不迭地抓起画笔。
聂荣臻对这幅挂像大加赞赏后,突然,话锋一转,对周令钊说:
“开国大典是个非常严肃的时刻,我建议,咱们把主席的风纪扣扣上,就别敞开了。”
听罢,周令钊频频点头,他迅速投入“战斗”,在衣领处小心地做起修改。
不知不觉,已是夜色浓稠。由于太过专注,就连周总理走进来,他都没有觉察,直到总理浑厚的声音传来:
“画上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挂在城楼上是看不清的,不如请周令钊同志再辛苦修改一下吧。”
当天边泛起鱼肚白时,挂像最终定稿。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周令钊哪里还顾得上疲惫,他满脑子都是“赶紧把画像挂上城楼”。
至于个人安全,早已抛之脑后,三架梯子用铁丝简单一绑,几个人扛着挂像,攀着摞起来的梯子就上去了。
终于,这幅主席像顺利地挂上天安门城楼。
几个小时后,毛主席登上城楼,用他独特的湖南口音,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欢呼声透彻云霄,周令钊远远望着城楼上的主席挂像,眼中的热泪奔涌而出。
而饱含热泪的,自然不止他一人。
挂像上的这位伟人,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出战争阴霾,走上崛起与强大之路。无疑,他已然成为所有中国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符号。
开国大典后,毛主席像成了最抢手的“宝贝”。一时间,洛阳纸贵,家家户户都会张贴一张毛主席的画像。
1950年5月1日,一幅出自画家辛莽之手的新主席像挂上城楼。挂像上的毛主席身穿草绿色衣服,脸庞偏左,目视苍穹。
但,这幅挂像仅仅挂了一天,便被紧急撤下来。究其原因,很多群众觉得挂像里的毛主席眼神太高,有目无百姓之态,与主席真实形象不符。
辛莽连夜听取各方建议,并着手重新绘制毛主席像。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同年国庆节,一幅毛主席平视前方的威严挂像,再次亮相于全国人民面前。此后,这幅挂像沿用多年。
只是,挂像重绘工作未曾停止,一位位技艺过人的艺术大家仍在前赴后继地倾力而为。
1953年国庆节前夕,中央美院教授张振仕先生接过重绘主席挂像的接力棒,开始长达11年的绘制工作。
他是如何度过这11年的每一天?
几米高的梯子,上上下下几十趟,每画一会儿,就要跑出去一百多米观看效果,细节与整体,颜色与质地,形貌与神采,无一不在思虑之中。
一天下来,四肢酸痛,后颈僵直,手指麻木,而这些,都早已是常态。
1964年,年过半百的张振仕先生实在体力不支,遗憾地将这项光荣且艰巨的任务交由他人。
这一次,担起重担的不再是国内顶尖画家,而是一位普通的美术公司员工,名叫王国栋。
他笔下的毛主席,神态中多了几分慈祥和善,同时,眼神中亦不乏智慧机敏。新挂像一完工,周围的工作人员忍不住纷纷惊叹: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毛主席形象!”
1967年,王国栋版本的毛主席挂像,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自此,这幅挂像作为母版,一直沿用至今。
王国栋临近退休时,他把大徒弟葛小天叫至跟前,郑重其事地将“毛主席挂像画师”这一头衔,交付于爱徒手中。
他一遍遍地嘱咐葛小天和一众徒弟:我们画的,不单是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更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一份永恒的寄托。
葛小天没有辜负师父重托,他对毛主席挂像有了更高的追求。那段时间里,每天在他脑子中打转的,全是围绕如何让挂像上的毛主席更生动,更具神韵这一问题。
他要画出毛主席的领袖风范,他要传递伟人的精神感召力,他还要让看到主席挂像的人拥有“奇妙的感觉”。
这些,他都做到了。
每一位在天安门城楼下瞻仰毛主席挂像的人,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能感受到毛主席那亲切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
30多年来,葛小天的随身口袋里,总揣着一本由几十张毛主席画像装订而成的小册子。小册子因为时常翻阅而变得陈旧不堪。
从周令钊到葛小天,他们终其一生,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毛主席形象。
2014年,中央美院的艺术家们接手了毛主席挂像的绘制工作。年轻一代亦如前辈,通过流动的笔触,倾诉着对毛主席的爱戴之心与崇敬之情。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伴随着新中国,已走过72载春秋。
在这72年里,画布在改良,材料在优化,工艺在升级。如今,这幅挂像足能无惧风雨,不畏曝晒。
那么,毛主席挂像还会再悬挂多久?
1980年,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一年,国际知名记者法拉奇曾对邓小平进行专访。采访一开始,法拉奇便直言不讳地问起毛主席挂像之事:
“我想问邓先生,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挂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不迫地肯定道:
“永远保留下去!”
随之,他娓娓道出:
“从中国人的感情角度来说,我们会永远将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一幅挂像,一位伟人,一个国家。
几辈人为这幅挂像倾注无尽心力,是为向这位伟人致敬。
几辈人为这个国家奉献毕生年华,是为沿着这位伟人开辟的道路,一路向前。
吾国民安,吾辈自强。
今天,或许每一位从天安门城楼下经过的中国人,在望向毛主席挂像的那一刻,内心都会响起一个声音:
“这盛世,如您所愿。”
本文作者:君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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