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燕窝利润一般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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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仉泽翔
编辑 | 周路平
快手一哥还是遇上了打假一哥。
2020年11月19日，沉寂许久的王海盯上了东北老铁辛巴。作为快手一哥，一向高调浮夸的辛巴，终于遇到了麻烦，他在直播间卖的燕窝被质疑是糖水。
王海买了拿去检测，发现这玩意儿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唾液酸含量仅有万分之一点四。结论是：辛巴燕窝是风味饮料不是燕窝，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且忽悠消费者，明明说赔钱卖交个朋友，背后却是暴利。
在燕窝之后，王海向辛巴全面开战，辛巴所售的宾利月饼、去口臭牙膏等均被王海一一点名。辛巴当时喊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让王海欣喜不已，打假20多年，基本都是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现在来了一个假一赔万，如果能兑现承诺，能把辛巴的底裤赔得一条不剩。
虽然，辛巴同意退货，但他应该庆幸不是生活在职业打假人蓬勃发展的年代。
过去三十年，是经济和物质匮乏到极度丰盛的年代，而王海与其背后的职业打假人江湖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职业打假历史。
01
1992年，在青岛港装货的几条外国邮轮上赫然挂出横幅标语——当心中国水泥！
这一幕被记者拍下，发至内参直抵北京。有关领导拍案而起，对此做出批示：“这是信任危机，打击假冒伪劣事关政治，事关政府威信，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随后，遍及全国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在领导的关怀下应运而生。
在市场经济刚刚走向繁荣的日子里，假冒伪劣产品迅速占领生活中的一切场景。衣服开线，鞋子张嘴只是家常便饭，假种子、假化肥横行一时，彩电爆炸，啤酒瓶爆炸，炉具爆炸。有数据显示，仅仅在1992年，全国发生6000起高压锅爆炸事件。
图/视觉中国（被查获的假酒）
假名牌也层出不穷，茅台、五粮液真品十里挑一。1992年，工商部门对北京的星级饭店和国营商场抽查，104瓶高档名酒中仅有4瓶为真。贵州假酒案罪犯罗德明1992年在贵州遵义伏法，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枪。他的判决书中明确写着：制造销售茅台酒4.13万瓶，非法获利209万元。
保健品也在这一时期盛极一时，505神功元气袋、哈慈五行针、中华鳖精、太阳神口服液，神奇的产品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造富狂潮。
1994年的秋天，保健品巨头、辽宁人姜伟从沈阳飞到香港，为他的沈阳飞龙保健品有限公司谋求上市机会。这家主打延生护宝液的保健品巨头年利润超2亿元。哪个香港人可以拒绝一家如此规模的公司？
现实如沈阳的八级大风一般抽在姜伟脸上。香港的证券人员对他毫不客气，直奔主题，“你们一年研发投入有多少？”2000万。”姜伟咬牙回答。“这么少的研发投入，你招股书上写，未来5年20亿的销售额拿什么完成？”
类似的提问，香港方面给姜伟提了2870个。姜伟为这次上市前后花掉1800万元，最后就收到一份符合港交所规范的财务报表。
回到沈阳后，蛰伏多日的姜伟在《北京青年报》上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叫“总裁的20个错误”。其中，第19个错误叫做“地毯式轰炸的无效广告”。姜伟写道：“营销的零售终端是市场攻击的基本点。”
在过去的几年，沈阳飞龙常年霸占东北各地媒体的广告版面，广告效果并不明显，花掉大笔资金，而对零售商的扶持力度不够，公司的投入产出常年不成正比。
总裁的自省虽然被各路群众反复玩味，却鲜有公司吸取教训。毕竟那还是个电视上播个广告老百姓就信的年代，人们跟着电视广告吃过红茶菌、醋泡蛋、胖大海。和今天的直播带货一样，电视广告带货在90年代风行一时。
市场混乱无序，诚信交易的规则被打破。这直接导致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正式实施后，消费者并不相信真正会有一部法典来保护他们的权益。重塑市场秩序迫在眉睫。
第一版“消法”被消费者忽视到什么地步呢？其中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赔偿力度远超多年以来民法中主张的损一赔一。
这条鼓励消费者与违法者死磕到底的法律条文，一直到1995年，法律执行一年后才被一个法律系大专生发现并应用。
大专生叫王海，1995年从青岛来北京闯荡，攻读法律专业的成人大专。为了试试这条法律管不管用，他在北京四大百货商场之一的隆福大厦分两次买下12副假冒索尼耳机，然后径直走向东城区工商局，依据《消法》第49条，向隆福大厦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执法人员问他，“你知道耳机是假冒的吗？”王海答，“当然知道。”对方一听就来气了，“知道假的还买，你这不是刁民吗？”
这或许是“知假买假”这个词首次在市场中出现。隆福大厦当然不愿意全部赔付，只想退赔前两副耳机，并额外支付200元补偿金，但对王海第二次买的10副耳机只退不赔。
王海当即拒绝这一条件，理由很简单，法律是不能打折扣的，法律从来没有说过“知假买假”不赔，实在无法协商就让法庭来裁决吧，“我喜欢法庭上那种庄严和肃穆，我喜欢法律的严谨和一丝不苟。”
尽管《中国消费者报》对王海的举动连续三期刊发专题讨论，但这并未帮助王海成功索赔。这也给了王海重回北京的理由：隆福大厦还欠着他钱呢。
02
重返北京让王海变成“王海现象”。王海意气风发，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50天内，他靠买假货再索赔，横扫北京消费圈，让北京10家商场服软，获赔8000元。王海成了“中国打假第一人”，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消费者打假奖”后第一位获得者。
王海最早是单兵作战，帮助慕名而来的个体维权，先是水货手机，接下来是天津伊势丹百货收费两毛钱的厕所。王海向一切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宣战。
名气越来越大，找上门的人越来越多，不堪重负的王海开始组建团队。1996年12月，王海注册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将个人打假导向了公司化运营，业务模式分三种：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
他以公司名义招募了一批调查员，多方出击，搜集假货线索。据王海自称，鼎盛时期，他旗下调查员多达200人。
图/视觉中国（假货销毁现场）
后来他开始转变思路，不再去为难商场和小商家，转而去打击大企业。“打大老虎，这是顺应时代”。
2010年，沉寂多年的王海把第一枪指向了金山毒霸的经销商，状告他们歧视和欺骗中国消费者；接着又在广州起诉杰士邦安全套虚构英国血统，在北京以“价格欺诈”起诉武汉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2011年10月，王海将耐克举报至工商部门，认为其搞双重标准，国内销售的高价球鞋较美国版本严重减配。最终，北京市工商局向耐克开出487万元罚单。
让耐克吞下苦果后，王海的网越拉越大。罗永浩声称自己的锤子是“全球第二好用的智能手机”，也被王海抓住小辫子。在王海的举报下，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责令锤子停止发布违法广告，不做处罚。
更为知名的一战是与“六个核桃”的对决。头大的鲁豫在广告中说：“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同样头很大的王海买了瓶“六个核桃”，喝了以后觉得对自己的大脑没帮助，以涉嫌虚假宣传的名义要求赔偿500元。
在同类案件中，还有个非常知名的是农夫山泉有点甜的案子。早在1999年，江苏的颜先生花1块钱买了瓶农夫山泉，他说没有喝出甜味，颜先生将农夫山泉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1元。尽管上述两个案子最终都没有获得法院支持，但这两起案子的影响力，让这些市场主体更加规范自己的言行。
当然，打假的背后不是为民请命，更多是利益的驱动。王海的成功让一批人看到了发家致富的捷径。当时，杭州一度成了职业打假者的天堂，并不是因为杭州假货多，而是杭州的执法者对售卖假货处理最迅速。
各路神仙齐聚杭州，专门盯着连锁超市下手。除了假冒伪劣，更多是标识错误、宣传语夸大和过期商品，超市干脆转变策略，由围剿改为招安，以3000元月薪聘请这些打假者，让他们每周到超市里走一圈，找一些标注有问题或者过期的商品。
对于王海这种已经成名的打假者，3000元可收买不了他。规模化打假多年，王海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他本人从未在公开报道中正面回应这一话题，但他举过一个例子，某医药厂商委托他打掉一座假药工厂，委托费是200万元。有记者说他资产过千万，王海哈哈一笑，这记者还是太年轻，“‘过千万’很多吗?也就北京一套房子的价吧。”
早在2014年，王海一年买了1444笔假货，花了202万元，最后赚了400多万。清华大学法学院曾搞过一场“知假买假”全国法学研讨会，王海被邀请去交流。他声称要投入200万元打假，重点打假食品和药品，争取赚回2000万。这个投资回报率，连专业的风险投资都自愧不如。但用王海的话说，跟做骗子的获利不在一个层面。
当然，王海们打假过的企业，很少因为他打假而直接破产倒闭。隆福大厦已经从商场改造成了写字楼，锤子科技也卖给了字节跳动，但这种变动都跟王海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可否认，职业打假人对于净化市场环境还是起到了辅助性作用。
03
市场环境正在起变化，职业打假人的处境愈发尴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王海是“市场清道夫”，也有人认为这些知假买假者是刁民，以恶惩恶，为钱而争。
职业打假和敲诈勒索之间往往就一墙之隔。2003年12月，职业打假人臧家平因敲诈勒索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当年的媒体普遍认为，臧家平事件意味着“王海现象”的终结，也意味着个人英雄式的打假走向穷途末路。
图/视觉中国（鉴定奢侈品真伪）
抛开这种敲诈勒索，正常的打假在这种强烈的利益冲突面前矛盾重重。这种断别人财路，让自己发财的生意，必然遭人记恨。
人称“沈阳王海”的职业打假人刘阳在60岁时遭遇人生中的第一场围殴。9个不讲武德的年轻人把他从自行车上拽下来，拉到小胡同里，暴打持续2分钟，造成他肋骨骨折、腰脱、头外伤、左耳聋。
“挨打的不是我，是这个职业。”刘阳在挨打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在刘阳之前，昆明的职业打假人陈献礼因为对一家药房打假，在昆明五华区工商局莲华分局大楼下，被3名强壮的男子打翻在地，脸部缝了3针。
更惨的因为打假而死于非命。2003年，一位名叫黄立荣的职业打假人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一家私营中医院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有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把黄立荣一顿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遇害，被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
调查这起案子之前，黄立荣曾去王海公司应聘，但没被录用。恰巧在面试期间，一个客户找王海调查一家医疗企业，王海没有接手，黄立荣在旁边听到，悄悄追出去，接了这个案子。
身边人就此倒下，让王海的风险控制意识显著提升。因为担心来自被打假者的报复，王海和他的公司始终都保持着神秘。自从1995年来北京打假，王海已经数度更换公司地点，同客户或是媒体见面大都选在公共场合。正因如此，鲜有人见过王海真容，每逢公开露面，王海都戴着一副墨镜。一是为了保护隐私，二是为了以后打假方便，不容易被认出。
即便如此，王海也常常遭遇了各种威胁恐吓，很早就有人出20万买他的人头。在一个内陆省份打击假药厂的行动中，他一次性带上50名保镖，甚至他还会雇佣私家侦探，替他出手。
不过，最终让职业打假人的路越走越窄的还是法律。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答复意见中指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不久之后，深圳市更是明确，不再支持牟利性职业打假。福州市政府则发布文件正式将“职业打假人”纳入黑恶分子。
法律天平的反向倾斜让职业打假人的黄金年代一去不复返。2018年，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虽然“职业打假人”起诉商家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率一般能达到60%至70%。但在食品药品领域之外，想要通过大量囤积假货而获得巨额赔偿已经不太现实。
长期以来，王海们在打假产业链条上游走，受限于当时的立法和执法力度，他们是受益者。而职业打假人所获得的个人名利、造成的舆论效应，其实远远大于实际给老百姓带来的价值。
王海尝试过转型，从运动员变成教练员。他曾经策划过一个基于微信的知识付费，教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不过，这门课也仅仅局限在他的脑海中，并未实际推出。
然而，假货并未因为职业打假者的落寞而消失。
电商、微商和直播带货的兴起，让很多假冒伪劣商品从网络上卷土重来，鱼龙混杂的卖家和主播，也滋生了造假土壤。
和实体店相比，电商和微商的经营逻辑更像游击队，难以抓到把柄，维权难度更大，打假成本也被扩大。王海也很苦恼，很多商家都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注册的多个ID账号不能下单，所以就变成了猫鼠游戏，他不得不频繁更换收货地址。
即使这样也不行，他曾经盯上一款保健品，一口气买了9万多元，快递送到楼下，一看这地址，吓得够呛，厂家赶紧让配送员把货送回去了，死活不肯再发货。
前几天，老媒体人程苓峰还细数某平台商家卖假货的行为，买回来的东西不是缺斤短两，就是劣质假冒。而精打细算的老太太在贪便宜的心理驱使下，愣是花了一万多块钱，买了一堆劣质商品回来，气得程苓峰呼吁“人民日报关注”。
辛巴的燕窝事件则让当下最火爆的直播带货暴露出了危机，各种全网最低价已经让直播失去了初心，演变成了不顾品质只顾价格的厮杀。其实在辛巴燕窝事件发生前，监管总局就已经出手，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物资匮乏，市场经济刚萌芽，假货有一个生长并消亡的过程。但30年过去了，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物资充裕，假货依然可以改头换面的存在。尤其是直播兴起，各种直播套路开始泛滥，网红们一口一个“家人们”，打着不赚钱交个朋友的幌子，背后赚得盆满钵满。
新经济崛起之后，或许打假的方式变了，不一定需要职业打假人，但打假本身依然还有市场，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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