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花胶香港多少钱一斤 花胶 阴阳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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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花胶,如果是自己吃的,就没必要选那些万元以上的货色;如香港水域的白花胶(白花鲈鱼)就是很名贵品种,野生的一斤要四、五万元,还分公,母价格。其他名贵花胶(如金钱鰵、金山鰵、石鰵、生开鰵肚和巴西紥胶)也要几千元一斤。自己食用可以选个头较小的花胶,一斤有二十几只的,药效和贵的没什么区别。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来自南太平洋的「鰵肚仔」,是近期才开发的最新品种,鱼种虽是鰵鱼,但不属前四级的名贵鰵鱼,这种鰵鱼的鱼鳔较小,产量颇多,药效不错,食用价值适合普罗大众;价格一斤约1200 左右。另外来自南美水域咸淡水的「黄鱼胶」和「紥胶」(困绑成紥故称紥胶),一斤廿多只的由八百元至千二元不等,质量和功效都不错。买花胶要注意一下几点:1. 尽量买天然野生花胶,避免「加工」货色;在湛江、珠海、印尼一带人工养殖”加工“的花胶,与天然相比,功效和价钱方面相差很远。野生花胶的两条直线(气)旁,有微细的气孔;养殖花胶是没有气孔的,买的时候自己留心观察。2. 或者可以向售货员查询,你能提出这样的话题,售货员一般也不敢乱回答;3. 买花胶要全只的,要厚身,不要买破裂碎料的。4. 在光线照射下,花胶内里要透明乾净(叫清水花胶),如有白点或白斑纹,则处理不善。
出口至中国的鱼鳔(花胶)价格水涨船高,亚马逊海岸渔民忙不迭参与这场淘金热。可人们知道:这很可能又是一个要爆破的泡沫。
帕拉州沿岸盛产的大黄鱼,近年鱼鳔贸易而变身成“金子”。图为维吉亚渔港的渔民在码头卸下捕获的大黄鱼。
10月底,巴西亚马逊雨林城市贝伦(Belem)最闷热的季节,清晨7点刚过,在户外稍稍走动就会逼出一身汗。市中心,被称作拉丁美洲最大露天市场之一的Ver-o-Peso兜售著各种热带食物;来自雨林河域和附近海域的大批渔获,也早在天未亮时就抵达。建自19世纪的宽敞建筑里,空气中弥漫著经年积累的鱼市味道。张扬的橙色彩旗下,一排排鱼摊已经备好,鱼贩熟练地割下最好的鱼肉,再将可以熬汤的鱼骨和鱼头装在一旁,等待一天的客人。
巴西这些年低迷的经济、飙升的物价,令普通人叫苦不迭;贝伦所在的帕拉州身在经济落后的亚马逊雨林,更受打击。这体现在一日三餐上。鱼肉价格不低,但比起如今过分昂贵的肉价还是好些。卖了30年鱼的克劳迪奥(Claudio)经验丰富,把四五条鱼开膛破肚洗净,留下了还很饱满的鱼鳔,再整齐陈列好,虽然当地人多不吃内脏,但“客人看到鱼鳔,就知道我的鱼有多新鲜。”
不过,价位更好的大黄鱼(苏里南犬牙石首鱼,当地称作“yellow croaker”,以下称作大黄鱼),肚里却是空空如也。没办法,克劳迪奥说,大黄鱼的鱼鳔可不会出现在市场上,“早就被卖掉了!”大黄鱼肉卖20里奥一公斤,而鱼鳔,克劳迪奥说,“一公斤卖2800里奥。”——巴西的最低工资只有每月1212里奥(如今,1里奥约合1.14人民币)。
拉丁美洲最大的露天市场之一Ver-o-Peso兜售著各种热带食物,来自雨林河域和附近海域的大批渔获。
“贵极了、贵极了。”这位鱼贩叹道,不同种类的鱼鳔,有的一文不值,有的价值千金,隔著秤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都是卖到中国去的。”
几天后,当我们追寻著鱼鳔贸易的线索,到了几百公里外的一个渔村时,一个正要从回航的船上卸下沙丁鱼的渔民拉住我,确认我是来自中国后,停下脚步问:“你们拿鱼鳔做什么呢?”他的沙丁鱼,一公斤只能卖2里奥,就是卖给更大只的渔船做鱼饵,用来钓大黄鱼——以及肚子里的鱼鳔。一位丈夫和儿子都还在海上的老妇说她家可买不起捕大黄鱼的大网,只是侥幸会钓到一条,她叹:“那可就像挖到矿一样。”
大黄鱼漂漂亮亮的,金灿灿的,他们都说:“就像海里的金子。”
帕拉州沿岸盛产的大黄鱼,从来都是漂漂亮亮的,但因鱼鳔贸易而变身成“金子”,却是最近的事。在遥远的中国,晒干的鱼鳔,即鱼胶或花胶,被认为是有医疗功效的食材,基于鱼的种类、形状、年份或产地等等,受到养生消费者的推崇。在中国可以卖出高价的鱼内脏,近年已成了这一片雨林海岸渔民们的生计;尽管他们心知肚明,与以往一样,这一轮新的“淘金热”,十有八九、难以持续。
“海里的金子”
抵达贝伦市场的鱼,很多来自北边的渔港维吉亚(Vigia)。这座有着5万多人口的小城是一个天然的渔港,与贝伦一样、沿马拉若湾(Marajó Bay)而建,藏在海湾中的一座植被茂密的小岛身后。出航时,渔船沿着平静的湾道往北很快就到了北大西洋,在那里,大量淡水与海水交汇所产生的河口区,有着丰富的生产力;回航时,各种弯曲狭窄的水道则可以让船只一路回到渔村村口。
渔夫会在船上将鱼身上的鱼鳔取出,如果航程较长且天气条件良好,在船上就已经被晒干。
在巴西其他地区,很少有人知道,鱼鳔还能是高价商品;而在盛产鱼鳔的帕拉州沿海,鱼鳔出口也一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是用来做胶水或塑料吗?”但为什么会那么贵;“也许是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也许有人喜欢鱼腥味。如今一公斤能卖几千块的事实,让很多猜想都站不住,“吃的东西能那么贵吗?也许他们没告诉我们鱼鳔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会不会是做成什么了不起的零件,用在电脑里头。”
有本来自19世纪的帕拉州志,纪录过鱼鳔出口,书里有关于Gurijuba(一种鲶鱼、如今也提取鱼鳔)的段落:“在俄罗斯,有人会撕一小块鱼鳔到咖啡里,让咖啡粉末沉淀到底部。”这大概是帕拉州鱼鳔出口最老的纪录。据载,1874至1878年间,每年都有30多吨鱼鳔出口到英、美或其他欧洲国家,制成明胶,用作酿酒用的澄清剂。据我们的采访和一些文献记载,鱼鳔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外销中国了;只是,在过去十多年,鱼鳔的出口量和价值,都在蹭蹭上涨。
更知道鱼鳔行情的渔民知道,有时候,公鱼和母鱼的鱼鳔价格是不一样的——公的要贵过母的。一个生了重病而无法回到海上的前渔民颇为肯定地说:“是不是一种春药?女的吃公鱼的鱼鳔,男的吃母鱼的?”捕沙丁鱼的老渔民则叹,不管“功效”为何,“这么贵的东西,再好也吃不消。”
不管什么用处,有市有价的鱼鳔,成了渔民的希望。
这天下午,维吉亚附近的一个小村落,渔民埃德(Elder Júnior)的小木船就安安静静地待在淤泥中——潮水已经退去了。午后炎热,村里人多在午睡,仍在干活的埃德,看起来心情不错,手中的补网梭子飞快地运转,面前是一大堆待补的渔网。他几天前才从海上回来,这一趟,他的这艘不足5米长的小木船载著4个渔民在海上待了10天,他们带回了整整40条、总共142公斤大黄鱼。
渔民将捕获的大黄鱼捞到船上。
这是不错的一趟收成。虽然把鱼肉都卖了只刚好能回本油钱,但鱼肚子里头的鱼鳔,可就都是利润——换句话说,若没有鱼鳔的收入,埃德便无法出海。“我女儿还小的时候,我还会用鱼鳔给她们做成玩偶,”37岁的埃德笑道,现在自然不会了。自从10年前鱼鳔开始涨价,大黄鱼就成了这边渔民的主要目标,“一条5公斤重的大黄鱼,花胶就值150里奥,10年前,差不多也就30里奥。”
埃德从12岁就开始捕鱼,有了鱼鳔带来的收入,让他对生活多了很多信心。自己儿子10多岁时第一次登船就抱怨晕船,埃德也开心,“这样他就痛快地去上学了。”虽然世代捕鱼,但若有机会,他不希望下一代还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过,埃德也说,如今出海比父辈时候更难,因为海上船更多了。
大船才有大生产力,隔天涨潮时候,一艘出海十数天回到维吉亚,就往岸上不停歇地掏出船舱里数百上千条的大黄鱼——都已经开膛破肚没有了鱼鳔。一旁的另一艘船上,一大袋大小不一的鱼鳔——已经被晒干——迅速被拎到岸上,那里早有一辆小车在等,几个人神色严肃、迅速地将货物放入后备箱。取货的人并未回应我们的招呼,扬长而去。
隐形的繁荣
听说我们计划采访鱼鳔贸易后,帕拉联邦大学水生生态学和亚马逊渔业中心的比安卡(Bianca Bentes)教授说:“你们要进入这个市场可能会有些困难。”
比安卡生长在紧邻亚马逊河域的圣塔伦(Santarém),比靠近大海的贝伦往雨林更深一些;她有著原住民和逃亡黑人血统,说自己来自典型的“亚马逊家族”,家人多有从事捕鱼的。1996年,刚入大学的比安卡开始在沿海地区研究渔业,那时,她就留意到了鱼鳔买卖——她更熟悉的淡水鱼,鱼鳔并无市场。
比安卡不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探究鱼鳔买卖是“敏感”和“有风险”的专家。一位曾在1990年代尝试报导鱼鳔买卖的维吉亚记者荷西(José Nélio Palheta)也说,当时,他的采访很难进行,收购鱼鳔的人都不愿与他多说。
一家当地的研究员在匿名前提下接受采访,担心与鱼鳔调查联系在一起会影响他的工作,尽管他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为什么这个话题“成了禁忌”,只说“与其巨大的利润有关”;另一位要求匿名并不公开他的工作背景的顾问,更是反复建议我们不要贸然出现去询问这个非正式的产业,“太危险了,”他说,“这是联邦警察应该要介入的!”
在抵达地球另一端的消费市场前,鱼鳔的供应链并不复杂。从鱼肚中将鱼鳔取出、清理、晒干——有时渔民在海上就完成了整个处理,船东再卖给来收购的人,多是中间商、也有直接给出口公司的,中间商可能又有几次经手,到了出口公司那里,就可以空运或海运到香港了。
换句话说,大量的利益,集中在倒卖和出口鱼鳔的商人身上——而他们无意让这个蓬勃发展的贸易得到太多关注,导致赋税增高,或是可能的抢劫和激烈的竞争。
不时有因鱼鳔而引发的偷、抢甚至死亡事件;活跃在各个捕鱼社区的中间商常常带著大量现金,更是低调。采访中,我们听说,一些出口公司甚至会给运输鱼鳔的汽车安上防弹玻璃,即便如此,依然有过中国商人被当地犯罪团伙盯上的事件发生。
业内人缄口不言,外人害怕碰触到危险话题,于是,如比安卡所说,“没有人过多问讯,所有人都保持安静。”比安卡自己刚刚开始研究鱼鳔贸易时,就被直接“警告”过最好别卷进来。
也因为这样的背景,让我们颇为惊讶:一家鱼鳔出口公司会颇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暴涨
46岁的马修斯(Marcius Santos)颇健壮,四方脸仍有些孩子气,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笑著解释,吃鱼鳔就是可以养颜。这位说自己是“渔民后代”的本地商人,从20出头就开始在巴西各处贩鱼,自2018年开始与一位来自广东江门的中国商人黄伟一起,开始了鱼鳔出口生意。
在帕拉州北部靠近大西洋的布拉甘萨(Bragança),黄伟打开了公司的仓库,在一股海鲜干货市场的味道中,各种大小、形状不一的鱼鳔已经被清洗、晒干,装在大麻袋中,准备空运到香港,“这些只有几厘米大的小花胶,从巴西南边来的,100多里奥一公斤,主要是国内酒楼买;那些看起来很大的叫葫芦胶便是来自Gurijuba,其实很便宜,没有价格……”
一辆小货车打开车厢,好几大麻袋的大黄鱼鱼鳔运到了,黄伟把两块几十厘米长的鱼鳔拿了来相互敲打,去辨听花胶是否晒干,“要通透,要没有油脂。”公司备有质检人员,按中国市场对花胶的要求,一一筛选货物,形状或大小都重要,但鱼的种类才是定价的关键。最贵的,依然是大黄鱼。
“国内市场很大,有货就会要,就是价格问题。”这位在巴西做了7年鱼鳔买卖的商人说,“刚来大概每公斤1000里奥的收购价,如今要3000里奥;可国内的收购价一直差不多。”黄伟说,如今,他的利润早已不比当年,只能走量。
据马修斯,像他和黄伟经营的出口公司,在帕拉州还有10多家,活跃在渔民和出口公司之间的中间商就更多了。一位名为伊托(Ilto Silva)的中间商告诉我们,在布拉甘萨,就至少有50多人。
伊托住在布拉甘萨,也在周边城镇收购“绿色”(即未晒干)鱼鳔,带到一个农场洗净晒干,再卖给出口公司。他说,如今这行竞争激烈,也有更多的中国商人过来。“很多人以为鱼鳔价高,很容易就可以赚到钱,”这位曾是卡车司机的中间商说,“但入行了才会知道,竞争激烈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分类有时会变、质量要求也越来越严。”
在布拉甘萨附近靠海的小渔村,紧挨著卖鱼小店的,便是一家鱼鳔收购点;在维吉亚聚集了渔船的河岸,一家也是收购鱼鳔的公司,在一旁的墙面上画了大黄鱼,标注了鱼鳔的字样。更多的人进入这个买卖,让这个原本多少有些“隐藏”著的产业,有些掩不住了。
马修斯说,以往可能只有十多人在做这个买卖,而今大概有四五百人,“行业也变得开放了些。”慢慢兴起的手机支付,也让很多中间商不用带著大量现金四处走动。可是,因著鱼鳔激增的捕鱼活动,也让像马修斯这样的商人开始担忧,比起藏掖著这个暴涨的行业,涨势能持续多久才是更大的不确定性。
“没人知道我们捕了多少公斤的大黄鱼,”马修斯说,“巴西所有的采掘业都需要有秩序,然而我们总是先采掘、等问题出现再去治理,我们永远无法事先预防问题的出现。”
仅有的数据
从维吉亚、布拉甘萨这样的小镇渔业秘书到联邦政府,我们都无法获知巴西鱼鳔出口的准确数据。我们透过信息自由法向联邦水产养殖和渔业办公室取得回复说,提取鱼鳔不是职业渔民注册时可选的捕捞活动描述,因此政府没有鱼鳔产量或是在该捕捞活动中活跃的渔民数量;而且,巴西外贸数据中的鱼鳔出口没有列出鱼鳔属于哪种鱼类,因此也无法列出市场中的物种。
“这是经典的公地悲剧,”比安卡教授说,三十年她还能在市场上找到2.5米长的大黄鱼,如今1.5米都算大了,“这是典型的、过度捕鱼的症状。况且,我们对这些鱼类实在太不了解了。”
以最早有鱼鳔出口纪录的Gurijuba为例,比安卡说,即便大学有试图去研究过这种鱼的生长曲线,“但至今我们甚至不知道Gurijuba是在哪里产卵的。”一位捕了多年大黄鱼的前渔民Zé Raimundo也担忧地解释,渔民并不知道一只大黄鱼要多少年才能长到10公斤,明明鱼更大鱼鳔更贵、让鱼长大才有更大收益,但是,除了不停地捕捞,渔民根本无力控制鱼类资源。
知之甚少,因而无法预知,捕捞过度会造成怎样的生态后果。
在世界各地,为了供应亚洲市场所需的鱼鳔而进行的捕鱼活动,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生态危机。鱼鳔价值最高的黄唇鱼(Chinese bahaba),也属石首鱼科,已在1989年被列入中国二级保护动物、禁止国内贸易,又因数量持续减少在2006年被列入IUCN红色名录极危物种。
这期间,来自墨西哥加州湾的加湾石首鱼(totoaba)受到鱼鳔市场的追捧,而其栖息地的特有物种小头鼠海豚,更是因为石首鱼捕捞连带受损而数量骤减;据小头鼠海豚复原委员会,这种仅生活在加州湾,只有浴缸大小的鲸目科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海洋动物之一,如今仅剩不到10只。加湾石首鱼在1940年代有著超过2200吨的捕获量,在1975年降到了58吨,也因此被列入IUCN红色名录。
2013年以来,在小头鼠海豚濒危的事实被曝光后,国际社会和媒体对加湾石首鱼的捕捞给予了大量关注,中国、美国、墨西哥合作开启了专项执法活动。但在墨西哥,非法捕捞加湾石首鱼的行为并未停止,价格堪比可卡因的鱼鳔买卖,已经发展成为复杂、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晒干了的鱼鳔,被称作“鱼胶”、“鱼肚”或“花胶”,被称为“海洋人参”或是“海味八珍”之一,在传统中国饮食中与燕窝、鱼翅齐名。但比起鱼翅、燕窝,鱼鳔的贸易量和生态影响,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有著完备进出口数据纪录系统的香港,直到2015年才单独列出“鱼肚,干”的贸易类别(以往被放在“鱼干”类别下),让鱼鳔进口有据可循。2015年至2020年间,香港的鱼鳔进口量达到了2万吨、进140亿港币。这个数量在海参之下,但鱼鳔的单价是海参的1.7倍多;鱼鳔的进口量是鱼翅的1.4倍,单价也要比鱼翅高出两倍多——鱼鳔比鱼翅和海参的单价都要贵。
巴西帕拉州北部大西洋沿海,渔民回航后在海里嬉戏。
超过100个国家向香港出口鱼鳔,其中来自巴西的进口量最高,超过了3300吨、价值30亿港币。这与巴西以“鱼副产品”为类别的出口数据大致吻合,也意味著从巴西出口的绝大多数鱼副产品,都是晒干了的鱼鳔;这其中,超过95%的“鱼副产品”都来自帕拉州。北边的阿马帕州(Amapá)也有大量鱼鳔生产,但多透过帕拉州的大城市贝伦出口。
假设巴西“鱼副产品”出口的确都是鱼鳔,那么2020年,巴西鱼鳔出口量达到了637吨,比2012年的127吨增加了398%——这意味著,以提取鱼鳔为目的的捕鱼量,估计已从2012年的6712吨增加到了2020年的33446吨。自2012年到2018年,中国几乎是巴西鱼鳔出口的唯一目的国;2019到2020年间,日本从巴西进口鱼鳔的数量有所增长,但中国依然占据超过9成。
这段时间内,人们对供给和需求端都有信心:只要在海上待更久,就有更多的货;只要有货,中国就有市场。如出口商黄伟所说,加上巴西其他城市华商生意不好做,推著更多商人在这十年进入鱼鳔贸易。比安卡则觉得,大黄鱼和鱼鳔的上涨,与2001年前后,Piramutaba(一种鲇鱼)捕捞量的下跌有关,“捕鲇鱼的商人开始做鱼鳔买卖。”
一份2021年7月发表的研究证实,在巴西,可提取鱼鳔的鱼类已经从曾经的1、2种,扩张到至少10种。这其中,只有Gurijuba有禁渔期和大小限制;而最重要的大黄鱼虽已被IUCN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种”,灭绝风险并未在巴西得到评估。
来自贝伦的“亚马逊人类与环境研究所”(IMAZON)高级研究院保罗(Paulo Amaral)认为,渔业是亚马逊社群重要的、未开发且可能比畜牧业和粮食作用更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之一。然而,如果没有监管,渔业的未来可能也会黯淡,保罗叹说,“可现在仍然非常缺乏对捕鱼业的检查和控制。”
远方的消费端
香港是消费市场、也是中转站,大量鱼鳔会被走私到中国大陆。直接出口鱼鳔到中国大陆不容易,要获得各种符合食物安全的进口准入资格;而香港将高价货物,包括未经正式检疫的鱼翅、鱼鳔等走私到中国大陆的案件,时有发生。
鱼鳔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被称作“花胶”或“鱼胶”,比起产地,花胶有时会以形状命名(比如鸡蛋胶、蝴蝶胶),有时会突出鱼的种类(比如鲨鱼胶、黄花胶)。有时花胶的名字与这些都无关,比如北海胶或扎胶,可能来自十多种鱼类、各个产地,大多来自南美,其中就包括来自巴西大黄鱼的鱼鳔产品——有时个头小些被叫做“阴阳胶”,又有高价的被叫做“北海金钱胶”,有时被认为不如来自苏利南的肉质细腻。
鱼鳔的单价要比鱼翅高。
此时花胶的价格,有时已经比巴西的收购价,翻了一翻。在各种网店或海货市场,琳瑯满目的花胶被冠以不同功效,有时止咳且防止反应不良,有时治胃病或肾虚,更多是强调养颜、养胎、补血之用。价格更是不同,从几十几百到几千几万,甚至有的是有市无价。
在这个兴旺养生市场中,新旧品种时有出现。黄唇鱼的“金钱鳘”,仍占各种榜单之首(2012年曾卖出一只超过370万港币的高价);而不久前才出现的后起之秀“蜘蛛胶”,常被说是“排名第二”,平均一公斤超过5万5千港币,很多来自越南、印尼,已经导致其中一种鱼类濒临灭绝。
花胶的制作,也列在了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上,并称花胶被认为有医疗效用。虽然花胶有著悠久且深入人心的饮食传统,但从当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花胶富含的动物胶原蛋白,人体并不容易吸收。这些年,公众对鱼翅或燕窝等食材获取过程中的“残忍”认识更多,但更寻常的花胶,有时平价可日常食用,有时稍贵被认为是送礼优选,有时更可以是价值连城的收藏品,却并不常与其可能的生态和环境影响联系在一起。
花胶市场的特性,令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荣誉教授薛绮雯(Yvonne Sadovy)想起钻石。
如同钻石,薛绮雯说,花胶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公认的、理想的物理属性的影响,而非任何与质量相关的绝对属性”——钻石的“克拉、切割、颜色、净度”,花胶的“尺寸、厚度、鱼种、出处、形状”,全凭销售者的说法和消费者的推崇。销售方对产品的宣传,或是藏家的投机行为(花胶可以保存很久并被认为越老越有价值),甚至供应端与犯罪组织的结合,也与钻石市场有可比较之处。
“然而,如果考虑到供应,这个类比就不成立了,”薛绮雯等研究者在一篇关于花胶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写道,“地底下的钻石储备丰富,而以提取鱼鳔为目的的鱼类就不同了。”
花胶、鱼翅、象牙、红木、穿山甲鳞片甚至驴皮……这些常常源自中国传统文化、饮食或药典的“珍贵”货物,在全球化和资本的联手下,形成了一条又一条曲折、飞速生长且影响深远的商品供应链。中国显然不是唯一向大自然索取珍贵“材料”的消费市场,但随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有能力获得曾经的“珍贵”,这些与中国经济一般快速增长的需求,也在一层层地影响著全球生态。
在高价需求的刺激下,毫无章法的供应带来一时的繁荣,却也常常预示著供应危机的到来。薛绮雯说,在全球海洋渔业中,她一再看到相似的故事,“贫困之时遇到的牟利办法,却无法使之持续”,更糟时,若渔民为了更大的生产力而陷入债务,便失去了定价权。
但是,这个结不非得被打死。薛绮雯举例说:如果渔民社群能组织起来控制周围的资源,开始获得定价权;如果消费者能更清醒地认识到,消费至物种灭迹的话,没有人是赢家——消费者也会失去渴望的产品,因而做出更多努力。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管理海洋的话,我们是可以从海里获得更多的。”采访中,薛绮雯说。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船长西尔维亚说“我总是要为我的孙辈担心,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有人都在困扰
维吉亚市中心的河岸上,当地政府新修了有免费Wifi的凉亭,不管是鱼贩、渔具、制冰的,还是休息的船员、渔民、船长,或是不再打渔的司机或门卫,都喜欢在树荫下待著。“我告诉你吧,鱼儿如今是聪明的!”一位名叫西尔维亚(Silvio Sardinha)的船长笑叹。他的船便是附近小渔民埃德眼里的“大船”,可他之前出海的那20天,收成却不好,“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大黄鱼的鱼鳔贵,然后我们这里船就越来越多,网也越来越多,然后,鱼就越来越聪明了。”
西尔维亚说,自己就是一个“雇佣船长”,他带领的这艘出海能待20天,装有10年前才从南边引进的、可以代替渔民拉网的机器的船,真正的老板有两个,“一个是买鱼肉的,一个是买鱼鳔的”。
鱼鳔仿若货币。大黄鱼的两个买家投资了渔船和物资,船东有时是船东,有时会雇一个船长,带著一批渔民出海,然后直接用渔获“还贷”。“老板要的是渔获,如果一趟不好,他们就等下一趟,这比银行每个月都要现金好得多,”西尔维亚说,“趁船新,加上好运气,五年内就还清了。”当然,鱼鳔和鱼肉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以前,鱼翅让投资人振奋,”西尔维亚说,十多年前,人们把鲨鱼捕快灭绝的时候,鱼翅被禁,之后“便是鱼鳔了。”直到2012年巴西出台捕鲨禁令(禁止将鲨鱼的鳍与鱼身分离)前,帕拉州的鱼翅贸易也曾繁荣。后来,巴西也禁止了一些种类的鲨鱼的捕捞和销售。
年轻的渔民卸下捕获的大黄鱼。
对于生活在亚马逊的他们而言,这都是太过熟悉的情节。从橡胶开始,一阵一阵的“热”刺激著一波又一波的开发和衰退。“与开矿一样,掘金的多,金子少。”黝黑皮肤、两鬓已经有些斑白的西尔维亚说,他从7岁开始捕鱼,如今年过半百。他身边的船更大了,有了GPS,有了冰库,有的甚至有声波定位,但维护成本也更贵了,捕大鱼要大网,附近的鱼少了就要去更远的海域,也意味著远航的油费更高,每次回岸上,这些物资的价格都在蹭蹭上涨,继而又刺激了下一次出航时的压力。
这天涨潮晚,回航的船不多,河面上动静不大,但西尔维亚摇摇头说,遇到年底节日的时候,出海再久的船队都会回家,“整条河满满当当都是渔船,根本停不下。”没人知道维吉亚具体有多少艘渔船,西尔维亚说有1000艘,一边,一个买卖渔具的商人说,大概有500艘。
渔业秘书迭戈(Diego Cardoso)也不知道维吉亚有多少艘渔船,但他说,渔业是维吉亚最主要的产业,“没有渔业的话,商业活动就无法运转,这座城市的其他经济活动就会收到影响。”而由于鱼鳔的高价,迭戈说,“有时鱼鳔是主要的渔产,鱼肉才是副产品。”
一个“变废为宝”的希望,却在十年间,逐渐变成一个无解的结。
带来主要利益的鱼鳔,吸引了远方的买家,他们不停刺激著更多的生产力,而全赖捕鱼为生的社群,紧紧依附在这个“幸运的”需求上;然而他们也比任何人都清楚,捕鱼能力可以无限上涨,海里的鱼却有上限——这不是来自外人的警告,而是世代捕鱼已经目睹的事实,河岸上,几位渔民掰著手指点出这些年来已经绝迹的鱼。
“我总是要为我的孙辈担心,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船长”西尔维亚说。
渔民埃德(Elder Júnior)修理待补的渔网。
“咚、咚、咚……”
维吉亚附近渔村,埃德的脑子里像是装著世代捕鱼需要知道的一切。船多了,海盗也多了,出行最好结伴、也不要把新购的渔网放在显眼位置,不然风险太大。而且,他说,这几天潮汐不对,“等月亮出来的时候,”埃德手里修网的梭子不停,“我们就能听到大黄鱼发出的霹雳啪啦的叫唤。”
“有时在船头就能听见,不然的话,我们就到船舱底,或是跳入水底去寻找它们的声音……像一个锤子在敲打,咚、咚、咚……”
石首鱼求偶期,鱼群聚集,公鱼声波肌肉紧贴著鱼鳔——这些肌肉是脊椎动物中已知的收缩速度最快的肌肉,能使鱼鳔快速收缩和扩张——发出鼓点般的声音。石首鱼的英文名“croaker”意为“呱呱声”,也是因这一标志性的声音命名。
若埃德能和多年前的香港渔民相见,他们定会一拍即合。1960年代,在香港往西海域聚集的黄唇鱼,便会发出击鼓声。在正午或是午夜,渔民们边会将耳朵紧紧贴住船舱,去寻找鱼群所在。那时还有40公斤的渔获,偶尔甚至有超过80公斤的黄唇鱼出现。
埃德打探了我一番,说:“你可别是来跟我说中国不再进口鱼鳔了,”又揶揄刚刚走过来一起补起网的村民,“之前就有一次,听说中国不要鱼鳔了,他差点吓出了心脏病。”
午歇时候过去,安静的村庄慢慢醒来,有人指了指水道尽头的红树林,要是不收鱼鳔了,“还可以去林子里的泥地抓螃蟹……”当地人爱把整只手臂伸入树林里的淤泥,几分钟后再拔出来,就能获得一大堆夹住手臂的螃蟹。但这个主意让他的同伴笑出了声:“一只螃蟹一里奥,一百只螃蟹一百里奥,一天能抓一百只吗?就算抓到了,还不够一家人的一顿饭呐!”
大家摇摇头,只说没事,海里头,定会有其他产物的。
文/梅东Me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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